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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中的利益至上主義分析

來源::未知 | 作者:admin | 本文已影響

世界貿易與國內貿易一樣,商人都是用自己的腳而不是用書本走路的。經濟學家只是窺測其路徑才提出和確定一些可通行的原則。最初的重商主義理論就是商人經驗的總結。無論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商界捷足先登者擇向走出的經驗,再由目光敏銳的經濟學家加以概括論證而告知天下的,最后由政府作為政策予以支持。當今世界貿易在世界發展多極化、發展模式多元化與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同在,自由主義、多邊主義與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同行這種多面體光怪陸離的背景下,又該如何捕捉它的聚焦點呢?利益至上主義才是世界貿易的最高原則。
    一、世貿熙熙攘攘,皆為利來利往
    一切經營活動始終都是牟利活動。不論個人、國家、區域、世界,任何經濟體都概莫能外。生產是創造利益的活動,貿易是實現利益的活動。在泛市場經濟社會,一切商品生產都為市場需求,一切商品需求都有賴于市場供給,市場是利益創造后的變現場所。世界貿易就是國與國在世界市場上互相交換中實現利益的活動。利益是各國進出世界市場的始發動機和終極目的。公元前104~93年中國司馬遷在《史記》中所寫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景況,其義真是與日俱增,用來描述今天世界市場的萬般景象就更顯得貼切生動了,這是任何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都不可能有的千古絕唱!
    進入世界市場的國家,主要謀求兩種利益:
    (一)以擁有的絕對優勢與相對優勢參加國際分工、擴大生產中謀求更大利益
    各國經濟都有包括資源自然稟賦形成的絕對優勢和后工技術等形成的相對優勢,從而形成國與國之間生產同種產品的效益差距。歷史上葡萄牙具有得天獨厚的種植葡萄和釀制優質葡萄酒的優勢。英國雖然也可以用人工構造條件來種植同樣好的葡萄來釀酒,但投入成本要高得無比,不如用自己的優勢產品毛紡織品去換葡萄牙的葡萄酒來得劃算。葡萄牙沒有生產毛紡織品的優勢。于是英葡兩國分工擴大生產各自優勢產品,然后互相交換,就能達到雙贏目的。就從比較利益考量,英葡兩國這樣安排合作也是很有利的。李嘉圖作這樣一個假設,英國生產毛呢可能需要100人1年的勞動,如果釀制葡萄酒則需要120人勞動同樣長的時間。葡萄牙生產葡萄酒可能只需要80人勞動1年,而生產毛呢卻需要90人勞動同樣長的時間。因此,英國用100人勞動1年生產出來的毛呢和葡萄牙用80人勞動1年生產出來的葡萄酒交換,雙方還是有利的。英國比自己生產葡萄酒節省20人的1年勞動,葡萄牙比自己生產毛呢節省50人的1年勞動①。
    這種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是以他國不能取走或分享為前提的。李嘉圖當時就以資本不外移為條件。英國人不愿到葡萄牙投資釀造葡萄酒,葡萄牙人也不愿到英國投資生產毛呢。每一個人自然都不愿離鄉背井,帶著已成的習慣而置身于異國政府和新法律之下。這種種感情使大多數有產者都不愿到外國去為自己的財富尋找更多有利的用途,而寧愿滿足于本國的較低利潤率②。雖然李嘉圖喜愛資本守土封閉經營狀況,表示“不希望看到這些感情淡薄下去”③,但在他之后,特別是在今天經濟全球化、全面開放、跨國公司遍布世界各地的狀態下,靠這種戀鄉感情維系的絕對優勢和相對優勢就減弱了,但除了尚未發揮殆盡的固有優勢如自然性資源等之外,還會產生許多新的技術性資源的優勢出來。各國產品只要在種類、品質、性能、成本等具有特色優勢,就會有世界市場的需求,成為世界分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為世界進行生產。為世界生產,財源自然要比只為本國生產要廣闊得多。
    (二)讓人類分享世界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
    一國的生產力受自然資源稟賦、社會生產方式、科學技術力量、人力資源等因素的制約,因此各國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產品品種的特色、多樣性、技術檔次的差異性、先進性極大。如果一切都要待自己原創性地研究與發展,世界上恐怕今天90%以上的國家都還沒有汽車、飛機和現代通訊設備,更不要說家用電器的普及了。完全可以下這樣的結論:世界貿易的最根本意義在于它是世界不斷研發和普及科學技術的推動器,是人類分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大會餐。雖然“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普及和分享都是要代價的,但這種代價比之于自己再原創性研發投入的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這是世界市場的最大功能與貢獻。
    自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 Robbins)在其論文《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提出資源稀缺性和經濟學應當研究如何配置稀缺資源使其產生更高效益問題之后,稀缺資源有效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學長盛不衰的經典話題之一,并認定市場配置是最有效的途徑。1992年我國放棄計劃經濟體制,確定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也就因為認定市場經濟體制比計劃經濟體制能更有效地配置稀缺資源。現在看來,不論哪一國,實行純粹單一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實行純粹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都達不到資源有效配置的目標。盲目擴張的生產過剩危機和低效率的生產不足的現象,不僅歷史上曾周期發生和嚴重存在,就是現在也沒有完全消弭,局部的還相當嚴重。自發地侵犯性濫用,導致自然資源特別是能源的大量消耗,使地球不堪承受,有許多資源已滅絕和瀕臨枯竭。我們實在不能把市場配置資源的有效性絕對化和夸大化。世界的歷史和現實,都說明市場機制并不是有效配置資源的絕對的唯一的機制。否則就不能解釋市場的失靈問題。
    二、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是為同一利益的兩種政策
    世界貿易的本義應是各國自由參與世界分工、合作,以達互補、共贏之目的。如果各國都孤立地各自生產各自消費,世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達程度恐怕至少要退后到500年前的水平。可是有世界貿易以來,發達國家民族利益至上的單邊主義就占主導地位。對外貿易的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最先都是資本主義母國英國在不同發展階段采取的不同政策。手法有別,宗旨不變,都是為了英國民族的利益所系。
    以重商主義理論為基礎的保護主義,其明目張膽地民族利益追求是顯而易見的,如英國政府以特許制鼓勵商人對殖民地進行壟斷和掠奪性的商業活動,以“谷物條例”的高關稅限制外國農產品進口,以“航海條例”規制到英國貿易的外國貨不得用第三國的船只運輸,還以“用款法”規定在英國做買賣的外國商人不能把在英國取得的錢帶出境,必須用來購買英國貨,以“偵查法”派專人“ 接待”外商,嚴格規定和嚴密監視其居住和經營的場所,詳細記錄他們的經營活動和交易額。相比之下,自由貿易政策自然是個大解放,再沒有那種赤裸裸的牟利劣跡了。
    但同樣眾所周知,亞當·斯密也是以利益機制來說服和推動英國政府接受“自由放任”主張的,通過列舉事實說明現在實行自由貿易對英國更有利!如當英國對法國貿易出現逆差時,英國對法國物美價廉的細竹布、葡萄酒等商品課以25%的高關稅,限制進口,而對德國等的商品只課以5%的關稅。斯密認為這樣做,就從重商主義的原則來說,也是不合理的。用同樣的錢可以向法國購得更多更好的布和酒,即使貿易差額對法國有利,對英國也比向其他國家購買更有利。雖然從法國輸入商品的價值會大增,但因為法國商品價格低廉于其他國家的同種貨物,全部輸入品的價值是必然會減少的,而且可以將物美價廉的法國貨做有利的轉口貿易④。不僅對鄰國貿易如此,對殖民地貿易獨占專營的結果,對人民大眾也是“有損無益的”⑤。一方面限制了殖民地的生產發展,另一方面使英國資本更多地投入遠途運送貿易,限制了國內其他產業的發展,使產業結構像人體一樣畸形化。造成外貿這個血管過大而產生紊亂與不安全。“殖民地貿易的獨占,迫使過大部分的英國資本,違反自然趨勢,流入這種貿易,這似乎就完全破壞了英國一切產業部門間的自然均衡。”“英國在現今狀態下,有些像一個不健全的機體,其中有些重要生理器官長得過大,以致容易發生許多危險的疾病,那在各部分發展比較均衡的生理器官是不常有的。人為地造成的一個大血管過分的膨脹,并迫使過大部分的產業與商業流入這個血管,這樣這大血管要是略有停滯,就會使全部政治組織陷入最危險的紊亂中。英國人民對于母國與殖民地決裂的恐懼,超過了他們對西班牙無敵艦隊或法國侵襲的恐懼。”⑥ 相反,那些實行開放門戶并允許自由貿易“配稱為自由港的都市”,“不但不因此種自由貿易而滅亡,而且因此致富。”⑦ 不曉之以利害,英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者哪會更弦易轍,接受自由放任的!
    可見,歷史上的保護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是以固守和擴大本國民族利益為宗旨的。不過自由貿易論者都帶有世界主義色彩,說明自由貿易對世界都有利。亞當·斯密認為伴隨世界各國廣泛的自由貿易的發展和互相傳授知識及改良技術,“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氣與實力”和“相互尊重彼此的權利”就會來臨⑧。李嘉圖也說,在商業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國都會得到好處,“這種個體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體的普遍幸福結合在一起。……利害關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紐帶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結合成一個統一的社會。”⑨ 世界主義始終是貿易自由主義的旗幟。可是這面旗幟后來成了西方列強侵害他國利益乃至主權的遮蓋布。在亞當·斯密之后的19世紀上中葉,英國對中國的自由貿易就是不顧清政府的禁令,瘋狂販賣鴉片,成為英國財政的重要財源之一。1856年從鴉片壟斷貿易得到的收入就等于英政府總收入的六分之一。馬克思在《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一文中說:“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⑩。在敘述英國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史》中,馬克思說明英國總是牢牢控制著鴉片毒品的生產和買賣,并因此指出:“只要我們注意考察英國的自由貿易的性質,我們幾乎可以處處看到,它的‘自由’的基礎就是壟斷。”(11) 現在看來,不論過去和現在,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真正的“自由貿易”。針對今天的自由貿易,克魯格曼說,只有“為數極少的國家真正做到自由貿易。香港可能是唯一的沒有關稅及進口配額的經濟區。”(12) 這是實話。
    三、新保護主義重利不重理
    全球市場經濟崇尚自由原則,相互尊重,友好往來,讓各國、讓世界自由發展,任何一國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他國。而現實離這個自由境界尚遠,某些世界性的貿易組織,在一定意義上總是控制在強國手里的網,制約他人而不制約自己。對發達國家來說,外貿的最好模式是自家獨守保護、全球為我開放自由的單邊主義。可當代任何一國實際都做不到。唯有的可能,就是盡可能發揮自己經濟實力的導向作用,在充分享受貿易自由中也搞點貿易保護,強守本民族的特殊利益。于是,當代世界貿易史上沒有完全的自由主義和完全的保護主義,總是兩者兼而有之,有所為主罷了。當今是以自由主義為主兼而有保護主義的貿易格局。
    世界貿易組織(WTO)無疑是貿易自由組織,成員國無疑也都是貿易自由主義的信奉者和崇揚者。照理,成員國盡可照章辦事,相互間進行平等地自由貿易和自由投資,不會有準入壁壘的摩擦。可是,世貿組織同任何經濟組織一樣,都是動態的利益關系的平衡組織,成員國基于本民族的利益,相互間保護反保護的矛盾與爭端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永續不斷,有時還相當激烈。在快節奏、高效率運作的現代世界,世貿組織近兩回合談判的低效率,就顯示其同床不同夢、同舟不共濟的狀況。貿易自由與貿易保護的矛盾始終是阻礙世貿組織高效運作的大坎。
    貿易保護與反貿易保護都有合理與不合理之分。不能絕對肯定與否定。暫且不論是非,不妨先把世貿組織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保護形式作個表述。

 (一)經濟的自我中心主義。這在強勢經濟體的成員國有比較突出的表現。它們在制定自由貿易規則、協議、原則和在評估、仲裁等談判中有較大的話語權,竭力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拉動和作出決定。“多哈回合”的主題是農產品和非農產品(主要是工業品、藥品)減稅準入、進一步消除貿易壁壘,以擴大151個成員國間的自由貿易問題。美國是世界農產品出口的第一大國,“多哈回合”開始的2001年,美國農產品出口總值就有535億美元,占美國出口貿易總額的7.5%。美國農業除技術先進外,還有政府的高額補貼,有明顯的出口優勢。美國想通過“多哈回合”談判,削減或取消成員國對美國農產品的關稅,特別反對歐盟對美國農產品征收關稅。歐盟、巴西、印度等提出削減和取消關稅必須以美國放棄對農產品的高額補貼為條件。歐盟雖然對農業的補貼力度也較大,15國時每年補貼300億到400億歐元,但補貼水平只及美國的70%左右。歐盟絕不會同意美國單方面的要求。但歐盟與美國在非農產品削減關稅的立場一致,最高稅種不得超過15%,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堅持最高稅率只能降至30%。最終美國不同意放棄農產品出口的高額補貼,美國和歐盟不接受發展中國家對非農產品準入稅率要求,5年多的談判未能達成消除貿易壁壘的協議。美國與歐盟的矛盾,五分之一的發達成員國與五分之四的發展中成員國的反向努力,如果互相不妥協、不讓步,要泡湯是必然的。
    (二) 經濟愛國主義。其內涵一目了然,并不新鮮,創意在直言不諱,明說政府對經濟實行必要的保護性干預是愛國的表現,并非不當。這是正名的新保護主義概念,堂而皇之,不用躲閃。其發源地是法國。2005年7月,美國百事可樂公司對法國達能食品公司要實施惡意收購,引起法國社會極大反響。普遍議論一個國家在世界上沒有自己的著名大企業,就會喪失國家的經濟聲譽和影響國家的經濟安全。法國總理德維爾潘接受國會議員貝爾納·卡拉永首先提出的“經濟愛國主義”理念,制定一項新法案,保護能源、鋼鐵、金融等 11個有關國家安全的部門不受外資控制。其中有法國最大的40家企業中的10家。除了2005防止美國百事可樂公司收購達能公司、2006年1月防止印度米塔爾鋼鐵公司收購阿賽洛公司外,最有影響的是2月又在歐盟內部成功阻止了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兼并蘇伊士公司的計劃。法國政府得知后立即強令法國燃氣公司與蘇伊士公司合并,使意大利公司無法實施兼并計劃。法國的行為雖然違背投資自由原則,也遭到意大利的強烈反對,但是能得到法國民眾的普遍支持。許多國家雖然沒有打“經濟愛國主義”的旗號,實際也都這樣做,如美國,2005年美國第九大石油公司優尼科要出售。因為該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氣的儲量、產量主要在遠東地區,于是中國海洋石油公司表示有收購意向。幾次競購報價,都壓倒競爭對手美國雪佛龍公司,最后一次以現金每股67美元、總價185億美元壓倒雪佛龍的 180億美元。可是美國國會41名眾議員竟以“這將有助于中國壟斷石油供給,通過破壞美國石油供給,通過破壞美國的能源來源和經濟而威脅美國的安全”為由,聯名阻撓。美國國會最終支持雪佛龍以低于中國公司的報價收購。2006年美國國會同樣阻止阿聯酋的迪拜世界港口公司收購P&O公司(總部設在英國的鐵行輪船公司)屬下的5個美國港口。2006年2月,迪拜世界港口公司以68億美元收購P&O公司,從而獲得該公司在全球21個國家51個港口的業務,其中5個是美國東海岸和墨西哥灣的集裝箱港口。雖然收購前經過美國外資審查部門批準,但屈服于美國國會的壓力,不得不以10億美元返賣給美國的一家保險公司即美國國際集團。
    (三)以補貼減稅獎勵出口,以配額和“反傾銷”限制進口。這是新保護主義最常用的手法。政府出口補貼,與出口產品成本降低和增強價格戰中競爭力成正比,補貼率愈高,競爭力愈強。補貼使出口產品價格扭曲,損害進口方。傾銷也屬于不正當競爭,違背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之一的公平競爭原則。因為傾銷是企業以低于正常價值的價格出口產品,必然會對進口方相關產業造成傷害,于是為世貿組織所禁止。進口方對傾銷行為可以立案調查,采取反傾銷措施,征收反傾銷稅、配額進口等。可是有些成員國為了保護本國相關產業,就濫用反傾銷措施和配額限制,無中生有地構捏材料和根據加害出口方。
    凡此種種的新保護主義同樣說明,世貿組織絕不是世界貿易的自由平等大同。它的零關稅目標只不過是將各國的貿易內海公海化,擴大漁利范圍。而在公海中撈魚最多的肯定是少數幾個擁有大網的強手。
    四、處在貿易自由與貿易保護壓力下的中國對外貿易
    在貿易自由主義和保護主義并行的利益格局下,中國在世貿組織里要承受兩種壓力,即承受給其他成員國日益擴大的貿易自由壓力,承受來自其他成員國新保護主義歧視性的“反傾銷”壓力。為此,中國必須相應增強承受能力和抗訴能力。
    第一,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降低增長成本,擴大效益型的經濟總量和人均收入,樹立高效益型經濟體的形象。
    一個國家的富強,根本是要靠本國國民的勞動創造。這一點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都已說明了。斯密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構成這種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國勞動的直接產物,或是用這類產物從外國購進來的。”(13) 李嘉圖進一步指出,就從價值考察,一國的全部價值也是國內勞動創造的,外貿順差也不會增加一國價值。他說:“對外貿易的擴張雖然大大有助于一國商品總量的增長,從而使享受品總量增加,但卻不會直接增加一國的價值總額。一切外國商品的價值既然是由用來和它們交換的本國土地和勞動產品的數量來衡量的,所以,即使由于新市場的發現而使本國一定量的商品所能換得的外國商品數量增加一倍,我們所得的價值也不會更大。”(14) 現在的世界貿易比他們時代是要發達得多了,但這個道理還是對的。各國的富強同樣都要靠自己國民的努力。另外,現在世界和過去也一樣,講理又不講理。講理,是常常開會;不講理,是常常談崩了。最終還是實力對話,實力對決。所以,中國必須從根本上盡快發展自己,壯大自己。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28年中,最可引為自豪的就是兩點,一是GDP年平均增速世界第一高,9%以上;二是經濟總量GDP和某些產業個量如鋼鐵等世界排位提升很快,名列前茅或世界第一。但這都是投入型高成本的增長,主要靠固定資產的高投入和能源的高消耗。每年的投入都以上一年的GDP為基礎。近5年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量占GDP的比重如下表。
    
    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比重和增長率明顯加大。2006年上半年經濟增長10.9%,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9.8%,而萬元產值能耗比去年不降反升,升高0.8%。大投入高消耗拉動的增長方式仍然沒有轉變。增長方式不轉變,意味著增長成本太高,產量大而效益低,外貿的自我環境就欠佳,缺乏高效益型經濟體的威懾力量,容易被歧視。
    第二,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和價值。中國目前出口的產品最大宗的是勞動密集型和部分技術型產業的非農產品和農產品,如服裝、鞋類、彩電、自行車、打火機、玩具、蜂蜜、菠菜、大蒜、大蔥、水果等。因此工資成本低。一般工資只及發達國家的1/20左右。據日本通商白皮書的材料顯示,亞洲地區的勞動工資只占產品價值的比重4%,而中國更低,只有3.5%。因此銷售價格十分低廉。如鞋類,歐盟市場上中國鞋平均每雙是2.15歐元。出口的服裝單價僅為發達國家的1/3,毛紡產品是英國同類產品價格的1/8、意大利的1/5。這些產品的出口,不過是用勞工的血汗換幾個小錢而已,絕不可能像歐盟所說的以擠垮對方產業謀求壟斷超額利潤為目標,實際也做不到。可是如此低廉的價格,就容易讓人產生傾銷聯想和懷疑。在中國參加世貿組織5年以后,歐盟竟然還有國家不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竟用巴西鞋業的勞動工資作尺度比對中國鞋業的出口價格,硬說中國政府對出口鞋有補貼,傷害他們的鞋業發展,提出要加征19.4%的反傾銷稅。中國參加世貿組織以后,竟成了歧視性“反傾銷”的最大受害國,每年增加20次以上,到目前已有600多起反傾銷案,其中歐盟49起。鋼鐵、彩電、自行車、家具、服裝、皮鞋、打火機等都受到過或正在受到打壓。這對中國是很不公正的。雖然世界上不乏有識之士出來主持公道,為中國抱不平,如2006年7月6日英國《金融時報》發表文章說,現在是該停止對中國反傾銷的時候了,因為反傾銷的經濟學原理是站不住腳的,反傾銷措施只依賴于不透明的操作流程和不公平的操作手段,采用第三國替代商品成本就發起反傾銷調查,這樣的成本估量是必然帶有主觀性和不精確性的。在保護主義者歧視性的反傾銷面前,一方面中國要奮起據理應訴抗爭,另一方面要增強商品反傾銷力量,如鞋類可以修改工藝,變換款式,適當提高出口價格,增加勞動工資。與其給貿易歧視者交“反傾銷稅”,不如給自己的職工適當加點工資。
    第三,要建立嚴格的出口產品制造資料的管理制度,包括企業基本情況、生產工藝流程、成本核算、原材料采購、產品出口以及公司運作等等資料的保管制度,以備“反傾銷”應訴之用。
    2001年,美國政府啟動2001條款,對中國、俄羅斯、西班牙、德國、盧森堡、南非、意大利和我國臺灣出口美國的結構型鋼進行反傾銷調查。其中馬鞍山鋼鐵公司涉案金額為3000多萬美元,美國對其出口的H型鋼的成本以第三國印度米塔爾鋼鐵公司的成本為替代成本,傾銷幅度定為159%。馬鋼對自己產品的成本真實性胸有成竹,非常有把握,并保存有完整的非常詳細的各種原始資料和憑證。因此運用WTO規則,積極應訴。一方面準確無誤地填寫了長達1萬多頁的調查問卷,并聘請美國律師,邀請和配合美國商務部專員來馬鋼實地調查。2002年5月最終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勝訴,美國商務部不得不作出稅率為0%的裁決,成為中國參加WTO以后反傾銷勝訴的第一案。
    注釋:
    ①②③⑨(14)參見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第113~114、115、115、113、108頁。
    ④⑤⑥⑦⑧參見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年,第44~46、511、175、69、195頁。
    ⑩(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29頁。
    (12)保羅·克魯格曼等:《國際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03頁。
    (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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